在线股市配资平台庐江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枫杨树下

大皖新闻讯庐江县汤池镇的翠林深处，一片粉墙黛瓦的建筑群静静矗立，这里便是承载着华中敌后抗战记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。纪念馆前，枫杨树（当地人称“胖柳”）的枝叶在风中轻摇，这些有着70年树龄、被百姓唤作“将军树”的老树，根系常分生出两三株枝干，当地人说这是“三世同堂”，恰似那段军民相依的岁月，根系相连，生生不息。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大皖新闻记者循着历史的足迹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，带着对新四军光辉历史的敬仰推开了这扇通往1939年的时光之门。

庐江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

枫杨树下，藏着指挥部的诞生密码

“你看这枫杨树，单根生多株，像极了当年新四军与百姓拧成一股绳的劲儿。”讲解员指着庭院里的古树，向大皖新闻记者道出了这片土地与新四军的缘分。1939年5月7日，叶挺、张云逸等将领在此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，为的是贯彻中共中央“巩固华北、发展华中”的战略，统一领导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。

为何选择东汤池？讲解员告诉记者：“这里是大别山余脉，进可攻、退可守；更重要的是，东汤池人口密集，群众基础好。”当时，汤池严氏望族听闻新四军要来，连夜商议腾出占地10亩的严氏祠堂，村民们敲锣打鼓迎“亲人”，不仅让出住房，还主动送来粮草、指引地形。“百姓们说‘救星来了’，这份信任，成了新四军扎根这里的底气。”

从登山杖到军刀，每件文物都在说话

踏入纪念馆庭院，七座雕像在阳光下屹立，叶挺、张云逸、罗炳辉、邓子恢、徐海东、赖传珠、彭雪枫七位将领目光坚毅，望向远方。1939年春，正是这几位将领带领着新四军将士，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。

阳光下屹立的新四军将领雕像

叶挺将军铜像手中那根登山杖格外醒目——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杖：既能当手杖，展开能作板凳，还能藏子弹当武器。“皖南事变前，叶挺军长下山谈判时，知道凶多吉少，就将原件扔下了山崖，如今展出的是复刻品。”讲解员的声音带着敬意，“游客总问，年轻的军长为何总拄杖？这杖里藏着的，是他运筹帷幄的智慧与临危不乱的胆气。”

转过展柜，记者注意到，6把日军军刀泛着冷光，它们是1938年5月12日蒋家河口战斗的“战利品”。“这场战斗20分钟结束，歼灭20余名日军，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首胜。”讲解员指着沙盘解说，当时日军驾汽船闯入延坪玉溪河口，新四军提前设伏，以极小代价赢得胜利。展柜上方的红缨枪与步枪，枪身斑驳却依旧挺直，“这些都是新四军战士用过的原件，枪托上的磨痕，是他们握枪冲锋的印记。”

在“四支队皖中抗敌”展区，一组数据令人震撼：1938年5月合肥沦陷前，日军已占领巢湖，沿公路与铁路进犯，导致合肥万余人丧生，经济损失超5000万银元。“但新四军来了之后，情况变了。”讲解员指向一幅作战示意图，1939年9月，四支队在皖中沿安合公路连续打了近10场伏击战，“公路是日军运输物资的生命线，我们以游击战断其臂膀，让敌人胆寒。”

烽火中的抉择与坚守：那些闪着光的名字

“这位是高敬亭，四支队司令员，也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谈判先驱。”在四支队展区，一张泛黄的照片定格着这位将领的身影。讲解员追忆：“他率红28军与鄂豫皖边游击队组建四支队，游击战中极大保存了红军主力，后来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占了先机。”

不远处，张云逸的铜像笑容温和。“他被称为‘福将’，带兵多年从未负伤。”讲解员向记者介绍，张云逸的孙子张小龙曾来馆参观，笑着说这里的雕塑“最像爷爷”。而徐海东大将的故事则带着悲壮：他有“徐老虎”之称，却因严重肺痨在指挥周家港战斗后咳血昏迷，此后再未亲临战场。

罗炳辉的雕塑旁，循环播放着电影《从奴隶到将军》的片段。“很多人以为他是少数民族，其实他是汉族，从奴隶成长为将军，拥有一段非常励志的奋斗史。”讲解员指着五支队编制表，“他带领五支队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，打起仗来不要命。”

军民鱼水情：600名青年参军背后的信任

“这是赖传珠夫人孙湘用过的橱柜，当年她住在村民何奶奶家西厢房。”在“军民鱼水”展区，一个雕花橱柜静静陈列。2023年纪念馆扩建时，何奶奶的孙子何良宝主动捐赠了这件文物。“孙湘每天忙着教老乡识字、唱抗日歌，农忙时还帮着下田。”讲解员转述何良宝的回忆，“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却把群众的事当自家事。”

1939年东汤池流行疟疾，俗称“打摆子”，江北指挥部卫生队带着稀缺药品上门救治，宣传卫生常识。“战士们自己药品都不够，却硬分出一部分给百姓。”讲解员指向一幅油画，画面里战士正帮村民砍柴，“中秋联欢、给小学题对联，这些小事攒起了军民的情分。”

这份情分，化作了参军热潮。“东汤池周边600多人参军，严氏一族就有近200人。”讲解员念起当年的歌谣：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。”展厅里的登记册上，密密麻麻的名字见证着赤诚——他们中，有的才十六七岁，却已写下“若为抗日死，此生无憾”的誓言。

从江北指挥部到“华中长城”：战略蓝图里的铁军足迹

“毛主席说‘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’，这评价背后是实打实的战绩。”在“发展华中”展区，一份电报复印件格外醒目：1937年12月28日，毛主席致电周恩来与项英，要求高敬亭率部到蚌埠、徐州、合肥间作战。“这比淮河血战早了一个多月，可见战略布局的前瞻性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新四军虽在东汤池仅驻7个多月，但这里已经是新四军驻军最久的地点。“在这里，部队从四支队扩展到五支队、江北游击纵队，人数从3100人发展到近2万。”讲解员指着部队序列表，“1939年12月移驻定远藕塘后，他们继续创建皖东根据地，打了200多场仗，歼灭日伪军近9000人。”

展柜里一枚日军航弹残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，残片上刻着“昭和十二年十一月”（1937年），讲解员告诉记者，这枚航弹是1938年投在庐江黄皮湖的哑弹，2023年10月12日在一处工地清淤时被发现——这一天，恰好是纪念馆恢复开馆的日子，也与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确立番号的日子相呼应。“这是日军侵华的铁证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重叠，提醒我们铭记来路。”

青山绿水间，精神永不褪色

走出展馆，记者看到，不远处东进广场的石碑上，“东进”二字苍劲有力，为张云逸之孙张小龙所题。